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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刚子seo 日期:2023-11-29 点击数: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西安事变论文,以及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的相关问题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收藏下本站,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了哈,下面我们开始吧!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蒲城县的变化有什么写篇论文

蒲城县的变化如下:

[摘要]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蒲城的行政区划调整目标发生变化?它将为渭南市整体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陕西人口第一大县蒲城县正成为陕西时下关注的焦点,起因是7月20日,蒲城县政府网站上一条“我县召开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的新闻,表明蒲城停止推进坚持5年的撤县设市之路,正式推进撤县设区工作。

从谋划“设市”到“设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蒲城的行政区划调整目标发生变化?它将为渭南市整体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换道超车

近几年,蒲城的目标一直是成为一座县级市。2021年蒲城县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提出:“实现撤县设市目标,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县’”。蒲城“十四五”规划中也将撤县设市作为预期目标:“到2025年,综合实力迈进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撤县设市申报成功”。

近期,蒲城县这一坚持发生了改变。

7月20日,蒲城县“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召开,宣布正式推进“撤县设区”工作。

会议提出“全力以赴、凝聚合力,加快推进撤县设区各项工作步伐”,并要求将逐项任务落实到人。《撤销蒲城县设立蒲城区实施方案》也随之宣布。

蒲城县隶属于渭南市,地处陕西省中部东侧、渭南市中部,是我国的授时地,即北京时间的诞生地。蒲城也是陕西产粮第一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在陕西省位居第12,在渭南市仅次于临渭区和韩城市,长期居全市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县域排名在蒲城之前的11个县市中,已有神木、韩城、兴平、彬州4个县级市,排名蒲城后一位的旬阳,也于今年2月成功撤县设市。

而蒲城县的区划调整却并未如愿。

从公开资料看,从2015年蒲城首次提出“撤县设市”目标后,“撤县设市”均被写入蒲城县历年的官方文件当中。2016年蒲城县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打造渭北区域副中心城市,实现撤县设市目标”。

按蒲城县“十三五”规划,当时的设想是“推动蒲城、大荔、澄城撤县设市,打造区域副中心城市”,而大荔和澄城也在积极推动,三县步调一致,而渭南也将此写入“十三五”规划中。

五年过去,三市的目标依然未改,但今年2月18日,一封蒲城县民政局回复网友关于“撤县设市”情况的回复显示,其“撤县设市”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截至2016年年底关于蒲城县撤县设市的18项资料已全部上报省厅。

但因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未能达到撤县设市标准要求,省厅未将蒲城县撤县设市资料上报至民政部。”该回复同时表示,“根据2018年、2019年数据显示,我县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距离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蒲城县常住人口虽然位居渭南全市第二,但蒲城近几年的常住人口有着很大的流失压力。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蒲城全县常住人口为66.26万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4.30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8万多人,下降10.82%。这个结果相对于渭南全市人口比重有所提升,但渭南在过去十年是西北地区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

经济方面,2020年,蒲城县GDP刚突破200亿,虽在陕西县域经济中尚可,但体量还是偏小,尤其是工业并不算太强。

这样一个小县城要升格为县级市确实有现实的困难,从“县”到“市”,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的差距却不小。

陕西目前有兴平、彬州、韩城、华阴等7个县级市,其华丽转身背后都经历了较为艰难的操作。蒲城没能实现“撤县设市”,很大程度上或因县域工业经济比较薄弱,无法支撑起一个县级市的发展规划。

相比“撤县设市”“设区”相对更容易实现,而行政区划调整目标的转向,凤翔已为先例,经历从“撤县设市”到“撤县设区”的转变。从现实情况来看,“撤县设区”其实也是蒲城当下比较好的选择。

蒲城为何谋“区”

其实,蒲城当时实行“撤县设市”并非“一厢情愿”。

2018年初发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中小城市,“推动彬县、蒲城、三原、华亭、秦安、甘谷等具备条件的县有序设市,增加城市数量”。

虽然蒲城在人口、经济方面对比“撤县设市标准”不足,但放在渭南,蒲城还是有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毕竟蒲城是渭南面积第二大县,东邻澄城县和大荔县,南依临渭区,西接富平县,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文化积淀深厚。

在其三产结构中,农业占比在20%左右,在一产“二产化”过程中,构建起现代农业园区带动果畜设施的支柱产业,培育形成金银花、奶山羊、食用菌等特色产业,“蒲城酥梨”“蒲城西甜瓜”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农业综合实力稳定在陕西前三,被评为陕西省“现代农业强县”。

相比农业,工业发展数据也不弱,“十三五”期间蒲城县较“十二五”时期增长69%,形成了能源化工、新材料、生物科技、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五大产业体系。而且蒲城文旅产业发展良好,蒲城近年经济发展稳步上涨。

但目前蒲城的问题是,虽然在县域工业赛道上发展迅猛,但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产业聚集度不高,缺乏大项目带动且转型压力大。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蒲城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劣势将进一步被放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十分艰巨。矿产开发、能源化工等资源型产业发展将受到严峻挑战。

所以蒲城一直希望踩准城市化进程节点,将自身放在一个更加有利的背景或“风口”中。渭南副中心、渭北中心城市就是其目标。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渭南定位是建设成为重要节点城市和区域性交通枢纽。

这些年,渭南不断融入西安发展,西渭融合不断升温。2018年,渭南将富阎产业合作园区富平板块整体交给西安管理。

去年,西安和渭南签署《西渭融合重点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合力推进“轨道交通、富阎产业合作园、公路规划建设、铁路专用线及物流基地、城市供水、航空产业发展”等8个重点项目建设;今年6月初,西渭东区揭牌让“西渭一体化”成为热议。

西安都市圈正在加紧建设,陕西“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渭南全方位深化与西安市融合发展,加强产业配套协作,推动工业倍增,构建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而西安正在创建先进制造业强市,突破的重要方向就是渭北,这为全面实施“工业倍增”计划的渭南承接西安产业外溢带来历史性机遇。

蒲城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发展机会,其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强县行列,凭借的就是立足新材料等优势产业。

蒲城也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渭南副中心、渭北中心城市”,希望建成渭北医疗中心、渭北教育中心、渭北商贸中心、渭北文化中心、渭北旅游中心、渭北养老中心,加快推进融入大西安都市圈的进程。

而目前,从基础条件上来看,蒲城县已融入西安1小时经济圈。

尤其是西安都市圈建设已被国家点名,正式批复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情况下,蒲城从战略上转变思路,实行“撤县设区”,在西安都市圈发展背景下,将有利于蒲城主动承接东中部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及西安经济圈产业转移,建立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一直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意在加强中小城市的自身实力,向都市圈靠拢。蒲城“撤县设区”的全新目标,也许并不会像“撤县设市”的路那么难走。

将改变渭南发展空间格局

按照蒲城“撤县设区工作协调推进会”的说法,蒲城“撤县设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且已基本具备“撤县设区”条件。

蒲城县列出了4条恳切的理由:

一是能够将蒲城融入渭南市城市空间,拉大渭南主城区框架,形成临渭、华州、蒲城三个核心区域互补发展,有利于蒲城缓解土地供求矛盾,全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二是有利于渭南市产业统筹利用、合理规划、加快聚集,进一步加速新型工业、民用航空、文化旅游等产业快速跨越式发展,促进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蒲城高新区园区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蒲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三是有利于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整体提升,促进基础教育、市政设施、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协调发展。

四是有利于争取更多上级优惠政策和项目支持,更好地统筹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较好地解决洛河流域综合治理、桥山南麓采石区生态恢复及北部采煤沉陷区治理等问题,不断提高主体功能区的环境承载能力。

也就是说,在西安和渭南跨区域融合的趋势下,渭南正积极参与西安都市圈功能布局,蒲城撤县设区能更好地融入渭南,进而更好地融入西安都市圈。另一方面也能更加优化自身经济结构,获得更多的资源。

其实,蒲城将谋划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转向市辖区,也有助于渭南承载近年来的城市发展战略。

在渭南构建“3+5+3”现代产业体系中,蒲城及京昆高速沿线发展轴对接富阎合作区,有着极强的优势,而蒲城将成为联结连霍高速发展轴的重要节点。

特别是京昆高速沿线发展轴的食品工业、新材料、精细化工、能源等产业项目将对渭南的工业具有支柱作用,沿线有着建链补链强链的独特优势,或可改变渭南新兴产业规模小、带动弱的局面,并凸显渭南中心城区、富阎产业合作区、韩城市的工业三极支撑。

毕竟渭南市城区地处渭南市域西南一隅,距离西安市不足60公里,而其他县市离渭南城区太远,偏离市域几何中心。这样的行政区划导致渭南对下属辖县辐射及集聚能力不强,使渭南在过去10年成为西北流出人口最多的城市。

但如蒲城“设区”成立,渭南城市发展的空间将发生变化,至少城市发展空间将大幅扩容。尤其是城市骨架向渭北迈进,有助于渭南城区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临渭、华州与蒲城三个核心区互补发展格局。

使其城市能级得以提升,增强渭南在郑洛渭西合作带中的分量。蒲城在获得更多工业用地和城建用地指标的为渭南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腾挪出更大空间,其产业和资源也能得到更好的整合。

在如今西渭融合的大趋势下,蒲城“撤县设区”最明显的好处是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将纳入渭南城市整体规划,可实现从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的过渡。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当下在大城市人口密度逐步饱和的情况下,其周边县域城市作为二次创业的主阵地,无疑是提升产业经济的一种尝试。

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

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

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

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

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

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

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关于历史小论文

概况:(1)国民大革命时期,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也从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革命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他接受了中共的帮助。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有力的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打击排斥共产党人,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合作的破裂。

(2)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时期,国共两党处于全面对立状态。这表现为,中共从大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镇压起义、“围剿”革命根据地;“九一八”事变后,仍然致力于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将领逐渐倾向于中共的“一致对外”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了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终于结束了对抗,共同走上了抗日战场。

(3)八年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本处于合作状态。虽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但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加之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共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4)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蒋勾结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破裂,由合作走向对抗。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内战,最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西安事变论文和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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