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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日期：2023-08-09 点击数：
今天为大家介绍关于中华书局与《博览群书》就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召开座谈会的相关知识，以下是小编整理归纳的最新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一起看看吧!
2023年7月5日下午，由中华书局和《博览群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中华书局举行。会议由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主持。《博览群书》杂志社社长、主编董山峰，北京日报社副社长萧跃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及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编辑部门负责人、骨干编辑参加座谈。
《博览群书》杂志于2023年第六期推出新专栏“错了吗”， “重点关注国字号、省字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就事论事，对语言失范、逻辑混乱、违背常识等阙误提出商榷意见”，“目的是希望有敬畏心的读书人，有事业心的出版家，有责任心的编辑者，都来重视图书质量，共同为正确使用汉字，纯洁祖国语言，减少图书差错，进一步提高出版物品质添砖加瓦、奉献力量”。该专栏首篇文章即刊发了萧跃华先生撰写的《〈苏东坡全集〉编校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文中指出，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存在繁简杂陈、文字错讹、标点歧义三类问题，并提出值得商榷之处数十例。
面对来自读者的质疑，中华书局与《博览群书》杂志社共同决定，以此次《商榷》文章为契机，邀请萧跃华先生到中华书局座谈，一方面对读者提出的错讹问题作出正式回复，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进行深入研讨，就提高图书出版质量、推动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等重要问题倾听各界意见。
董山峰介绍了《博览群书》杂志开办“错了吗”专栏的立意和初衷。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出版业存在的图书质量问题，新闻出版领导机关高度重视、及时通报并跟进管理举措，广大读者对此高度关注和支持。《博览群书》杂志及其APP和微信公众号，是中央媒体光明日报旗下专业从事图书等作品评论的权威读书类媒体，经过研究，决定发挥《博览群书》的专家资源优势，推出“错了吗”专栏，将所发现的有代表性图书出版质量问题反映出来，与社会各界商榷，既引起出版界、出版企业对图书质量问题的重视，也给出版社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外部抓手，通过“鲶鱼效应”推动出版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改革，同时引发社会各界对相关学术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提升大众文明素质和质量意识。
董山峰指出，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国家队”的重要成员，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是广大读者心目中的“高地”和“标杆”。《博览群书》“错了吗”专栏首选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展开讨论，也希望藉此支持中华书局更好地发挥我国古籍整理图书标准规范的探索者、制定者和推动者作用，在订定古籍整理标准范式、提高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方面承担更大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事关文明传承的高尚事业，也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精细工作，对从业者的理想情怀、专业素养、学习自觉和警醒意识要求很高。包括中华书局诸多前辈大家在内的我国一代代优秀出版工作者，都善于在与大众交流互动中发现选题，打造精品，扩大影响，服务社会。《博览群书》希望与中华书局携手，共同思考当下的读者，共同面对下一代读者，让古籍出版为时代进步和文明前行发挥新的作用。
萧跃华为此次座谈会带来了他阅读《苏东坡全集》而作的16万字读书笔记，以及逐卷用毛笔写下的读后感。他表示，自己是中华书局的忠实读者，敬重书局，喜爱书局，更感谢书局多年来在古籍图书出版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为非专业读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商榷》一文指出的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阅读和学习的态度是认真的、用心的，有时为了一个标点符号的问题，各种参考书、工具书会铺满整个桌面，花费数个小时推敲研究，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还会向专家学者请教。
萧跃华介绍了在阅读《苏东坡全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商榷》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吹毛求疵”，代表了一种普通读者朴素的阅读期待。比如繁简杂陈问题，从扩大古籍图书阅读面、影响力的角度看，“一简到底”或许比繁简杂陈要更好些。如担心读者不明就里，也可以采用简单注释的方式，毕竟懂得繁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的读者不是很多，出版社有义务和责任为读者扫清阅读路上的“绊脚石”，希望中华书局能够在古籍图书出版的体例和规范上开风气之先，为全国古籍出版的繁简转化示范引路。
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出版中心副主任刘胜利、编辑刘树林就《商榷》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回复，并向文章作者表示感谢。
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者就《商榷》中涉及的错讹问题、古籍整理图书的规范问题、读者对古籍图书的现实需求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表示，《商榷》的刊发对书局上下触动很大，读者如此认真地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不但对每一个文字、每一处标点推敲考订，还撰写了16万字的读书笔记，足见对书局的关爱之深。面对读者提出的问题，书局既不会草率回复，更不会置之不理，而是希望借由读者的鞭策，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图书编校质量，真正达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古籍整理是中华书局的立身之本，这个根基不能动摇，而编校质量则是重中之重。书局需要更加用心地做好图书编辑校对工作，用更多更好的精品图书，回馈广大读者的支持和信赖。
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副主任张可表示，《商榷》中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是图书编校中的硬伤，这一点书局需要诚恳地接受读者批评，并尽快改正。萧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传统文化不应该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而是应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使用，也给书局编辑人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一些“习以为常”的做法。
据张可介绍，长期以来，书局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始终关注学术性和专业性，例如在繁简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处理上，会习惯性地希望尽可能保留古代语言文字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各种“痕迹”，“舍不得”把古代文字的源流、古代文字的美感都“简化掉”。这种做法在面对专业读者群体时是合适的，但在大众普及领域确实遇到了困难，书局的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会纠结，是应该“一简到底”，还是适当保留一些古字、俗字，甚至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错字的字。从大众普及的角度看，简化字对文化传播、提高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功不可没，但从一个古代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有时候会去想更多地“存古”，更多地保留我们国家古代语言文字中美的部分。
张可也表示，《商榷》文章以及这次座谈会的举办，是对书局出版工作的一个警醒，一方面书局需要更加重视图书编校质量问题，在出版工作上永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书局还需要更多地从读者的立场去思考，“为往圣继绝学”固然是我们的使命，但服务时代、服务读者更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书局需要认真研究，使传承古代文化与服务现代生活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刘明表示，古籍整理工作存在较大的复杂性，文献本身情况复杂，面对的读者情况也很复杂，需要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比如是否出校勘记的问题，早期的古籍整理者们大多采用“径改”而不出校记的办法，现在看来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但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看问题，前人有前人的理念，他们既做出了贡献，也必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需要给予客观的评价。再比如注释的详略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通常希望在一本书里尽可能多地容纳搜集到的材料，当时各种古籍整理图书的注释都是比较繁琐的，而且很受学界的欢迎。但现在我们受人诟病最多的就是繁琐注释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获取资料更容易了，可以参考的书更多了，有各类数据库可以检索，还能使用网络查看全世界的研究资料，一切都变得方便了，大家就觉得不需要在一本书里容纳太多的信息了。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时代是变化的，古籍整理的范式、方法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是让书局更多地思考编辑出版工作中需要注意的质量问题，而且需要更多地关注读者的需求问题，如何理解、判断每一类图书的预设读者对象，需要书局作为一个课题来认真思考和研究。
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主任朱立峰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中华书局针对不同读者需要，在古籍整理图书出版中的类型情况。首先是最传统的古籍整理图书，采用竖排繁体的形式，底本与校本之间的区别要列出校勘记，在专有名词上加专名线，这类书通常是供专业的研究人员使用；其次是古籍整理图书的简体字本，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校勘记和专名线通常也予以保留，这类书既可以满足爱好者阅读，也是为了方便专业研究者使用；再次是古籍的普及读本，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对古代的官职、名物、制度等加以注释，有些更进一步增加了白话译文，疑难字甚至还加了汉语拼音，这类书是为了帮助大众读者阅读；最后则是古籍的选本，有注释有翻译，但不是全本，这类书只是为了让读者对某一种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表示，能够见到如此认真的读者在阅读、探究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感到非常欣慰。在生活中，我们曾经见过太多的古籍图书被束之高阁，甚至被拿来“装点门面”，而阅读才是对编辑所付出劳动的最高认可。诚然，《商榷》中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书局更加重视图书编校质量问题，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但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虽然已经在古籍图书的普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距离目标读者的实际需求还“差了一步”。这一步可能是通假字、异体字需要加上注释，也可能是一个典故、一个历史背景需要做特别的交待。当我们为古籍普及工作已经付出很多劳动，广大读者也想读古籍的时候，这“一步之差”却给读者造成困扰，而这正是我们未来在古籍普及工作中的方向所在。
（座谈会后在中华书局大门留念 中华书局供图）
